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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ucedy的博客

淡茶一杯,四季闲谈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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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 一个更宽广的世界  

2010-11-21 22:31:1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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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慕容雪村《一个更宽广的世界》

 

引用

慕容雪村一个更宽广的世界
篇章都已经失传了,就像传说中的绝世神功,但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地说,我们的语言正在复兴。 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说出真相。唯一的观点是不能发表观点。我们不能批评制度,不能谈论时事,甚至不允许提到遥远的埃塞俄比亚。有时候我忍不住会这么想:文革真的结束了吗?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?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直指,只能拐弯抹脚地指一指。 为什么代中国缺少批判现实的好作品?因为现实根本不能批判,我们不仅失去了批判的权利,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气。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大师?那是因为,当大师还在幼儿园的时候,他就已经被阉割了。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,我的答案是: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。这个更宽广的世界就是我的梦想,为了这个梦想,我甚至能够接受一个没有芭比娃娃的世界,却很难原谅一个给芭比娃娃穿贞操裤的世界。 我知道,在此时,在这里,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,这些话不合时宜,而且非常幼稚,但在此时,在这里,我还是要说出这些幼稚的理想,因为我相信一个道理:当空气越来越差,我们应该做的,决不是闭上嘴停止呼吸,而是要行动起来,去建设我们的语言,去改善我们的空气。更因为,这才是一个作家的真正的勇气,只有讲出这些话,我才有资格来领这个奖。 我希望这些话成为共识: 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的,相反,政治应尽量为文学提供可能; 如果不能取消审查,我们希望它可以宽松一些;即使它不能宽松,我们至少可以希望它聪明一些。 如果真有一本《敏感词辞典》,我希望能够将之公开,这样我在挑选词语的时候可以少费些心思,不至于在不知不觉中犯下“用词不当罪”。 作家不应该是鹦鹉,不应该是人皮喇叭,更不应该是一群只会汪汪叫的宠物,他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,在必要的时候,还应该是清醒而正直的声音。当他拿起笔,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,他有权利不向任何人效忠,只忠于真相和自己的良知。 最后我要说,我不是阶级敌人,不是破坏者,更不是颠覆分子,我只是一个提建议的公民,也许有时候语意尖刻,但请相信我自始至终的善意。和大多数人一样,我梦想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,可是我依然愿意为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。

按:感谢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的厚爱,我获得了今年人民文学奖的“特别行动奖”,今天下午在北京现代文学馆颁奖,我的朋友邱华栋让我准备一段获奖感言,于是我写了下面这些文字,但由于时间关系,这篇感言未能在现场发表,现在我把它发在这里。

就叫“河南体系”,以河南人为主。 在另外一处,我写到某人放了一个“印度风味”的屁,我承认,按某种标准,这就叫做低俗,可怎么也该算是“无伤大雅”吧?然而编辑还是要求我修改,这次的问题出在“印度”两个字上,编辑的态度十分强硬:就是不许你放印度风味的屁!说真的,我理解他,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间的外交纠纷。可是我又想:为了这么屁大的一件事,中国和印度真的有可能开战吗? 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、已经有过多个版本的老书中,我提到了一个地理名词:南中国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这个词居然也成了敏感词,编辑要求必须修改。原因是:正式出版物中从来没见过这个词。我忍不住要想: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词,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语?后来在网上搜索,发现不仅有南中国酒店,还有《南中国》杂志,有一部电影叫《南中国:1994》,拿了金鸡奖;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也频频使用“南中国”这个字眼儿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:在这一回合,我赢了。 正如你们所猜想的,这位编辑删除的不仅是河南人、农民、帝国主义和一个屁,还有更多的字、词、句、段落,甚至是章节,根据我这些年写作和出版的经验,我几乎可以编出一本《敏感词辞典》,其中包括制度、体制、法律、政治,一些名词、一些动词、一些形容词,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数字。在这本辞典中,那些不能提及的词的还有:所有的宗教、所有大人物的名字、所有的国家,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,也包括“中国人”,在《中国,少了一味药》的很多处,“中国人”都被改成“一些人”,甚至是“少数人”,如果我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,编辑就会改成“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”,如果我要评论现在的某项制度,他就会要求我去评论朱元璋或者武则天,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。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,读者很可能会觉得作者是一个神经病:明明写的是现在的事,他为什么要一而再,再而三地评论武则天?没错,在此时,在这里,写作本来就带有神经错乱的意味,我不是作家,我是个神经病。 一定有人会说,这只是某个编辑的问题,不足以代表全部。我承认,可我还是要问: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使一个编辑如此敏感,如此恐惧?我还要承认,他的恐惧也传染给了我,那么,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让我,一个守法公民,一个写作者,活在不能言说的恐惧之中? 在场有许多记者,或者有人会这么报道:我发表了一个愤怒的获奖感言。不,我并不愤怒,我心平气和地说出我的处境,因为我相信,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处境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处境。这恐惧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恐惧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。在这本《敏感辞典》的编撰过程中,我很不幸地贡献了自己的努力,当我检查我的作品,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词、哪些句子一定会被删除,我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。甚至我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:删掉一些字眼儿,或者替换掉一些字眼儿,我把这称之为“阉割式写作”,在某个意义上,我就是一个太监,而且是个积极主动的太监,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,我自己就把自己阉掉了。 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,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写,有些不能写;有些话可以说,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。我们的母语,被强行割裂为两个部分,一部分是安全的,另外一部分是危险的;有一些字眼儿是革命的,另外一些是反动的;有一些是我们用的,另外一些是敌人用的。更糟糕的是,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,哪些是违法的,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下“用词不当罪”。昨晚在北京街头看见一幅广告,上面写道:当你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,会说些什么?下面给出了答案,他说,其实,我是一个作家。然而,即使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,我也很难说自己是个作家,我只是一个潜在的“词语犯”。 有人也许会说,这一切都不足为奇,可我的感觉是:我已经快要窒息了。在千疮百孔、布满地雷的汉语之中,我艰难挑选每一个字。安全的字越来越少,以至于每个汉字都有点面目可疑。我要说,这不仅伤害了我的作品,也伤害了我们的语言,这是我们的母语,伟大的汉语,庄子、李白、司马迁和苏东坡的汉语。也许很多年后,我们的子孙会发现那些美丽的词汇、美丽的

 

一个更宽广的世界

 

按:感谢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的厚爱,我获得了今年人民文学奖的“特别行动奖”,今天下午在北京现代文学馆颁奖,我的朋友邱华栋让我准备一段获奖感言,于是我写了下面这些文字,但由于时间关系,这篇感言未能在现场发表,现在我把它发在这里。 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如果没猜错,“特别行动奖”表彰的不是作品,而是我的勇气。对一个作家来说,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荣誉,听着就像赞美一个足球运动员打群架很厉害。我对此十分惭愧,因为我并不勇敢,一个作家真正的勇敢并不是与什么传销团伙周旋,而是在大众沉默之时,在真相不能言说之时,坦然而磊落地走进人群中,讲出他本应讲的话,为了真相和良知,敢于发于不和谐的声音,敢于犯举国之怒,冒天下之大不韪。而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:检举罪恶。这与真正的勇敢相去甚远。我必须承认,这点勇气并不值得嘉奖,我依然是个胆小的懦夫,我说的都是安全的话,我所批评的,都是允许我批评的。 这本书已经完稿多时,可迟迟未能出版,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编辑,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,我和他发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锋,我摔了一个杯子,骂了几句粗话,把我家的墙壁狠狠地揍了一顿,最后还是投降了。 这位编辑是个谨慎的人,对现实的处境怀着深深的忧虑,不管什么事,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。按他的意思,这本书最好不要出版,这样最安全;即使不得已要出版,最好不要讲出任何真相,因为真相就意味着危险;如果不得已要讲一点真相,切记不能发表任何观点,如果我有观点,我就是危险分子。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见,但据我所知,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。 这本书是我的传销纪实,传销团伙内有个说法:只要投入3800,两年之内就能赚到500万。为此我写了下面这一段: 我飞快地算了一下,我们“体系”有近200人,每人赚500万,那就是将近10亿,盈利能力相当于中国移动的一家省级公司。如果全行业700万人都能赚这么多,那就是35万亿,远远超过200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,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,赶日超美只是眨眼间的事,我中华上国分分钟就能一统天下,正如孟子所言,可以“执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”,只要派出700万个饿瘪了肚子的中国农民,拿根棍子就能击落帝国主义的隐型战机,根本不用发展工业、农业和第三产业,连兵都不用养一个。 这位编辑把“赶日超美”后面的话全都删掉了,我问为什么,回答说太敏感。我说这些话傻子也能看明白啊,这不是讽刺之语吗?有什么可敏感的?编辑说讽刺也不行,必须改,好吧,既然不能尖刻地讽刺,那就温柔厚道地讽刺,他说“中华上国一统天下”敏感,好吧,理解,删掉。“中国农民”也敏感,这我就不能理解了:一个中性词,有什么好敏感的?编辑说“农民”二字有歧视之意,好吧,我假装理解,改成“传销者”;“帝国主义的隐形战机”也敏感,好吧,理解,改成“高科技无人驾驶的隐形战机”,编辑说不行,“战机”也敏感,因为涉及军事。我向他请教:书店里有那么多直接讲军事的书,它们都能出版,为什么我“涉及”一下都不行?对方答复:这个问题不予讨论,反正“战机”二字必须改。可这是核心词,改无可改,只能全部推翻,最后改成“只要派出700万个饿瘪了肚子的传销者,拿根棉花糖就能打败金兀朮的拐子马。” 书稿中还有这么一句:这团伙以河南人为主,就叫“河南体系”。除此之外,还提到了广西体系、山东体系、四川体系……这本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,可是在编辑眼里,这样一句普普通通的话也有安全问题,因为“河南人”3个字涉嫌地域歧视,他建议我这么改:他们都是河南农民,这团伙就叫河南体系,以河南人为主。我提出质疑:你再读一下我的原话,请问,我有一点点歧视河南人的意思吗?还有一个问题是:这两者有什么区别?为什么一定要改?对方回答:把河南人具体定义为“河南农民”,这样高素质的河南人就不会提出抗议。我跟他谈判,说我原来是两句话,你改后成了三句话,这样不太简洁,我们把第一句删掉好不好?他想了半天,答应了,于是就出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:我的原文是:这团伙以河南人为主,就叫“河南体系”。修改之后变成了:这团伙 如果没猜错,“特别行动奖”表彰的不是作品,而是我的勇气。对一个作家来说,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荣誉,听着就像赞美一个足球运动员打群架很厉害。我对此十分惭愧,因为我并不勇敢,一个作家真正的勇敢并不是与什么传销团伙周旋,而是在大众沉默之时,在真相不能言说之时,坦然而磊落地走进人群中,讲出他本应讲的话,为了真相和良知,敢于发于不和谐的声音,敢于犯举国之怒,冒天下之大不韪。而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:检举罪恶。这与真正的勇敢相去甚远。我必须承认,这点勇气并不值得嘉奖,我依然是个胆小的懦夫,我说的都是安全的话,我所批评的,都是允许我批评的。

这本书已经完稿多时,可迟迟未能出版,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编辑,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,我和他发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锋,我摔了一个杯子,骂了几句粗话,把我家的墙壁狠狠地揍了一顿,最后还是投降了。

就叫“河南体系”,以河南人为主。 在另外一处,我写到某人放了一个“印度风味”的屁,我承认,按某种标准,这就叫做低俗,可怎么也该算是“无伤大雅”吧?然而编辑还是要求我修改,这次的问题出在“印度”两个字上,编辑的态度十分强硬:就是不许你放印度风味的屁!说真的,我理解他,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间的外交纠纷。可是我又想:为了这么屁大的一件事,中国和印度真的有可能开战吗? 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、已经有过多个版本的老书中,我提到了一个地理名词:南中国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这个词居然也成了敏感词,编辑要求必须修改。原因是:正式出版物中从来没见过这个词。我忍不住要想: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词,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语?后来在网上搜索,发现不仅有南中国酒店,还有《南中国》杂志,有一部电影叫《南中国:1994》,拿了金鸡奖;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也频频使用“南中国”这个字眼儿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:在这一回合,我赢了。 正如你们所猜想的,这位编辑删除的不仅是河南人、农民、帝国主义和一个屁,还有更多的字、词、句、段落,甚至是章节,根据我这些年写作和出版的经验,我几乎可以编出一本《敏感词辞典》,其中包括制度、体制、法律、政治,一些名词、一些动词、一些形容词,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数字。在这本辞典中,那些不能提及的词的还有:所有的宗教、所有大人物的名字、所有的国家,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,也包括“中国人”,在《中国,少了一味药》的很多处,“中国人”都被改成“一些人”,甚至是“少数人”,如果我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,编辑就会改成“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”,如果我要评论现在的某项制度,他就会要求我去评论朱元璋或者武则天,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。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,读者很可能会觉得作者是一个神经病:明明写的是现在的事,他为什么要一而再,再而三地评论武则天?没错,在此时,在这里,写作本来就带有神经错乱的意味,我不是作家,我是个神经病。 一定有人会说,这只是某个编辑的问题,不足以代表全部。我承认,可我还是要问: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使一个编辑如此敏感,如此恐惧?我还要承认,他的恐惧也传染给了我,那么,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让我,一个守法公民,一个写作者,活在不能言说的恐惧之中? 在场有许多记者,或者有人会这么报道:我发表了一个愤怒的获奖感言。不,我并不愤怒,我心平气和地说出我的处境,因为我相信,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处境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处境。这恐惧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恐惧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。在这本《敏感辞典》的编撰过程中,我很不幸地贡献了自己的努力,当我检查我的作品,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词、哪些句子一定会被删除,我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。甚至我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:删掉一些字眼儿,或者替换掉一些字眼儿,我把这称之为“阉割式写作”,在某个意义上,我就是一个太监,而且是个积极主动的太监,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,我自己就把自己阉掉了。 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,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写,有些不能写;有些话可以说,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。我们的母语,被强行割裂为两个部分,一部分是安全的,另外一部分是危险的;有一些字眼儿是革命的,另外一些是反动的;有一些是我们用的,另外一些是敌人用的。更糟糕的是,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,哪些是违法的,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下“用词不当罪”。昨晚在北京街头看见一幅广告,上面写道:当你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,会说些什么?下面给出了答案,他说,其实,我是一个作家。然而,即使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,我也很难说自己是个作家,我只是一个潜在的“词语犯”。 有人也许会说,这一切都不足为奇,可我的感觉是:我已经快要窒息了。在千疮百孔、布满地雷的汉语之中,我艰难挑选每一个字。安全的字越来越少,以至于每个汉字都有点面目可疑。我要说,这不仅伤害了我的作品,也伤害了我们的语言,这是我们的母语,伟大的汉语,庄子、李白、司马迁和苏东坡的汉语。也许很多年后,我们的子孙会发现那些美丽的词汇、美丽的

这位编辑是个谨慎的人,对现实的处境怀着深深的忧虑,不管什么事,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。按他的意思,这本书最好不要出版,这样最安全;即使不得已要出版,最好不要讲出任何真相,因为真相就意味着危险;如果不得已要讲一点真相,切记不能发表任何观点,如果我有观点,我就是危险分子。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见,但据我所知,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。

就叫“河南体系”,以河南人为主。 在另外一处,我写到某人放了一个“印度风味”的屁,我承认,按某种标准,这就叫做低俗,可怎么也该算是“无伤大雅”吧?然而编辑还是要求我修改,这次的问题出在“印度”两个字上,编辑的态度十分强硬:就是不许你放印度风味的屁!说真的,我理解他,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间的外交纠纷。可是我又想:为了这么屁大的一件事,中国和印度真的有可能开战吗? 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、已经有过多个版本的老书中,我提到了一个地理名词:南中国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这个词居然也成了敏感词,编辑要求必须修改。原因是:正式出版物中从来没见过这个词。我忍不住要想: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词,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语?后来在网上搜索,发现不仅有南中国酒店,还有《南中国》杂志,有一部电影叫《南中国:1994》,拿了金鸡奖;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也频频使用“南中国”这个字眼儿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:在这一回合,我赢了。 正如你们所猜想的,这位编辑删除的不仅是河南人、农民、帝国主义和一个屁,还有更多的字、词、句、段落,甚至是章节,根据我这些年写作和出版的经验,我几乎可以编出一本《敏感词辞典》,其中包括制度、体制、法律、政治,一些名词、一些动词、一些形容词,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数字。在这本辞典中,那些不能提及的词的还有:所有的宗教、所有大人物的名字、所有的国家,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,也包括“中国人”,在《中国,少了一味药》的很多处,“中国人”都被改成“一些人”,甚至是“少数人”,如果我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,编辑就会改成“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”,如果我要评论现在的某项制度,他就会要求我去评论朱元璋或者武则天,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。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,读者很可能会觉得作者是一个神经病:明明写的是现在的事,他为什么要一而再,再而三地评论武则天?没错,在此时,在这里,写作本来就带有神经错乱的意味,我不是作家,我是个神经病。 一定有人会说,这只是某个编辑的问题,不足以代表全部。我承认,可我还是要问: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使一个编辑如此敏感,如此恐惧?我还要承认,他的恐惧也传染给了我,那么,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让我,一个守法公民,一个写作者,活在不能言说的恐惧之中? 在场有许多记者,或者有人会这么报道:我发表了一个愤怒的获奖感言。不,我并不愤怒,我心平气和地说出我的处境,因为我相信,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处境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处境。这恐惧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恐惧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。在这本《敏感辞典》的编撰过程中,我很不幸地贡献了自己的努力,当我检查我的作品,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词、哪些句子一定会被删除,我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。甚至我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:删掉一些字眼儿,或者替换掉一些字眼儿,我把这称之为“阉割式写作”,在某个意义上,我就是一个太监,而且是个积极主动的太监,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,我自己就把自己阉掉了。 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,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写,有些不能写;有些话可以说,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。我们的母语,被强行割裂为两个部分,一部分是安全的,另外一部分是危险的;有一些字眼儿是革命的,另外一些是反动的;有一些是我们用的,另外一些是敌人用的。更糟糕的是,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,哪些是违法的,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下“用词不当罪”。昨晚在北京街头看见一幅广告,上面写道:当你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,会说些什么?下面给出了答案,他说,其实,我是一个作家。然而,即使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,我也很难说自己是个作家,我只是一个潜在的“词语犯”。 有人也许会说,这一切都不足为奇,可我的感觉是:我已经快要窒息了。在千疮百孔、布满地雷的汉语之中,我艰难挑选每一个字。安全的字越来越少,以至于每个汉字都有点面目可疑。我要说,这不仅伤害了我的作品,也伤害了我们的语言,这是我们的母语,伟大的汉语,庄子、李白、司马迁和苏东坡的汉语。也许很多年后,我们的子孙会发现那些美丽的词汇、美丽的 这本书是我的传销纪实,传销团伙内有个说法:只要投入3800 按:感谢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的厚爱,我获得了今年人民文学奖的“特别行动奖”,今天下午在北京现代文学馆颁奖,我的朋友邱华栋让我准备一段获奖感言,于是我写了下面这些文字,但由于时间关系,这篇感言未能在现场发表,现在我把它发在这里。 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如果没猜错,“特别行动奖”表彰的不是作品,而是我的勇气。对一个作家来说,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荣誉,听着就像赞美一个足球运动员打群架很厉害。我对此十分惭愧,因为我并不勇敢,一个作家真正的勇敢并不是与什么传销团伙周旋,而是在大众沉默之时,在真相不能言说之时,坦然而磊落地走进人群中,讲出他本应讲的话,为了真相和良知,敢于发于不和谐的声音,敢于犯举国之怒,冒天下之大不韪。而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:检举罪恶。这与真正的勇敢相去甚远。我必须承认,这点勇气并不值得嘉奖,我依然是个胆小的懦夫,我说的都是安全的话,我所批评的,都是允许我批评的。 这本书已经完稿多时,可迟迟未能出版,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编辑,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,我和他发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锋,我摔了一个杯子,骂了几句粗话,把我家的墙壁狠狠地揍了一顿,最后还是投降了。 这位编辑是个谨慎的人,对现实的处境怀着深深的忧虑,不管什么事,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。按他的意思,这本书最好不要出版,这样最安全;即使不得已要出版,最好不要讲出任何真相,因为真相就意味着危险;如果不得已要讲一点真相,切记不能发表任何观点,如果我有观点,我就是危险分子。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见,但据我所知,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。 这本书是我的传销纪实,传销团伙内有个说法:只要投入3800,两年之内就能赚到500万。为此我写了下面这一段: 我飞快地算了一下,我们“体系”有近200人,每人赚500万,那就是将近10亿,盈利能力相当于中国移动的一家省级公司。如果全行业700万人都能赚这么多,那就是35万亿,远远超过200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,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,赶日超美只是眨眼间的事,我中华上国分分钟就能一统天下,正如孟子所言,可以“执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”,只要派出700万个饿瘪了肚子的中国农民,拿根棍子就能击落帝国主义的隐型战机,根本不用发展工业、农业和第三产业,连兵都不用养一个。 这位编辑把“赶日超美”后面的话全都删掉了,我问为什么,回答说太敏感。我说这些话傻子也能看明白啊,这不是讽刺之语吗?有什么可敏感的?编辑说讽刺也不行,必须改,好吧,既然不能尖刻地讽刺,那就温柔厚道地讽刺,他说“中华上国一统天下”敏感,好吧,理解,删掉。“中国农民”也敏感,这我就不能理解了:一个中性词,有什么好敏感的?编辑说“农民”二字有歧视之意,好吧,我假装理解,改成“传销者”;“帝国主义的隐形战机”也敏感,好吧,理解,改成“高科技无人驾驶的隐形战机”,编辑说不行,“战机”也敏感,因为涉及军事。我向他请教:书店里有那么多直接讲军事的书,它们都能出版,为什么我“涉及”一下都不行?对方答复:这个问题不予讨论,反正“战机”二字必须改。可这是核心词,改无可改,只能全部推翻,最后改成“只要派出700万个饿瘪了肚子的传销者,拿根棉花糖就能打败金兀朮的拐子马。” 书稿中还有这么一句:这团伙以河南人为主,就叫“河南体系”。除此之外,还提到了广西体系、山东体系、四川体系……这本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,可是在编辑眼里,这样一句普普通通的话也有安全问题,因为“河南人”3个字涉嫌地域歧视,他建议我这么改:他们都是河南农民,这团伙就叫河南体系,以河南人为主。我提出质疑:你再读一下我的原话,请问,我有一点点歧视河南人的意思吗?还有一个问题是:这两者有什么区别?为什么一定要改?对方回答:把河南人具体定义为“河南农民”,这样高素质的河南人就不会提出抗议。我跟他谈判,说我原来是两句话,你改后成了三句话,这样不太简洁,我们把第一句删掉好不好?他想了半天,答应了,于是就出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:我的原文是:这团伙以河南人为主,就叫“河南体系”。修改之后变成了:这团伙,两年之内就能赚到500就叫“河南体系”,以河南人为主。 在另外一处,我写到某人放了一个“印度风味”的屁,我承认,按某种标准,这就叫做低俗,可怎么也该算是“无伤大雅”吧?然而编辑还是要求我修改,这次的问题出在“印度”两个字上,编辑的态度十分强硬:就是不许你放印度风味的屁!说真的,我理解他,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间的外交纠纷。可是我又想:为了这么屁大的一件事,中国和印度真的有可能开战吗? 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、已经有过多个版本的老书中,我提到了一个地理名词:南中国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这个词居然也成了敏感词,编辑要求必须修改。原因是:正式出版物中从来没见过这个词。我忍不住要想: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词,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语?后来在网上搜索,发现不仅有南中国酒店,还有《南中国》杂志,有一部电影叫《南中国:1994》,拿了金鸡奖;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也频频使用“南中国”这个字眼儿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:在这一回合,我赢了。 正如你们所猜想的,这位编辑删除的不仅是河南人、农民、帝国主义和一个屁,还有更多的字、词、句、段落,甚至是章节,根据我这些年写作和出版的经验,我几乎可以编出一本《敏感词辞典》,其中包括制度、体制、法律、政治,一些名词、一些动词、一些形容词,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数字。在这本辞典中,那些不能提及的词的还有:所有的宗教、所有大人物的名字、所有的国家,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,也包括“中国人”,在《中国,少了一味药》的很多处,“中国人”都被改成“一些人”,甚至是“少数人”,如果我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,编辑就会改成“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”,如果我要评论现在的某项制度,他就会要求我去评论朱元璋或者武则天,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。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,读者很可能会觉得作者是一个神经病:明明写的是现在的事,他为什么要一而再,再而三地评论武则天?没错,在此时,在这里,写作本来就带有神经错乱的意味,我不是作家,我是个神经病。 一定有人会说,这只是某个编辑的问题,不足以代表全部。我承认,可我还是要问: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使一个编辑如此敏感,如此恐惧?我还要承认,他的恐惧也传染给了我,那么,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让我,一个守法公民,一个写作者,活在不能言说的恐惧之中? 在场有许多记者,或者有人会这么报道:我发表了一个愤怒的获奖感言。不,我并不愤怒,我心平气和地说出我的处境,因为我相信,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处境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处境。这恐惧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恐惧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。在这本《敏感辞典》的编撰过程中,我很不幸地贡献了自己的努力,当我检查我的作品,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词、哪些句子一定会被删除,我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。甚至我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:删掉一些字眼儿,或者替换掉一些字眼儿,我把这称之为“阉割式写作”,在某个意义上,我就是一个太监,而且是个积极主动的太监,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,我自己就把自己阉掉了。 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,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写,有些不能写;有些话可以说,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。我们的母语,被强行割裂为两个部分,一部分是安全的,另外一部分是危险的;有一些字眼儿是革命的,另外一些是反动的;有一些是我们用的,另外一些是敌人用的。更糟糕的是,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,哪些是违法的,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下“用词不当罪”。昨晚在北京街头看见一幅广告,上面写道:当你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,会说些什么?下面给出了答案,他说,其实,我是一个作家。然而,即使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,我也很难说自己是个作家,我只是一个潜在的“词语犯”。 有人也许会说,这一切都不足为奇,可我的感觉是:我已经快要窒息了。在千疮百孔、布满地雷的汉语之中,我艰难挑选每一个字。安全的字越来越少,以至于每个汉字都有点面目可疑。我要说,这不仅伤害了我的作品,也伤害了我们的语言,这是我们的母语,伟大的汉语,庄子、李白、司马迁和苏东坡的汉语。也许很多年后,我们的子孙会发现那些美丽的词汇、美丽的万。为此我写了下面这一段:

飞快地算了一下,我们“体系”有近200人,每人赚500万,那就是将近10亿,盈利能力相当于中国移动的一家省级公司。如果全行业700万人都能赚这么多,那就是35万亿,远远超过200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,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,赶日超美只是眨眼间的事,我中华上国分分钟就能一统天下,正如孟子所言,可以“执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”,只要派出700万个饿瘪了肚子的中国农民,拿根棍子就能击落帝国主义的隐型战机,根本不用发展工业、农业和第三产业,连兵都不用养一个。

这位编辑把“赶日超美”后面的话全都删掉了,我问为什么,回答说太敏感。我说这些话傻子也能看明白啊,这不是讽刺之语吗?有什么可敏感的?编辑说讽刺也不行,必须改,好吧,既然不能尖刻地讽刺,那就温柔厚道地讽刺,他说“中华上国一统天下”敏感,好吧,理解,删掉。“中国农民”也敏感,这我就不能理解了:一个中性词,有什么好敏感的?编辑说“农民”二字有歧视之意,好吧,我假装理解,改成“传销者”;“帝国主义的隐形战机”也敏感,好吧,理解,改成“高科技无人驾驶的隐形战机”,编辑说不行,“战机”也敏感,因为涉及军事。我向他请教:书店里有那么多直接讲军事的书,它们都能出版,为什么我“涉及”一下都不行?对方答复:这个问题不予讨论,反正“战机”二字必须改。可这是核心词,改无可改,只能全部推翻,最后改成“就叫“河南体系”,以河南人为主。 在另外一处,我写到某人放了一个“印度风味”的屁,我承认,按某种标准,这就叫做低俗,可怎么也该算是“无伤大雅”吧?然而编辑还是要求我修改,这次的问题出在“印度”两个字上,编辑的态度十分强硬:就是不许你放印度风味的屁!说真的,我理解他,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间的外交纠纷。可是我又想:为了这么屁大的一件事,中国和印度真的有可能开战吗? 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、已经有过多个版本的老书中,我提到了一个地理名词:南中国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这个词居然也成了敏感词,编辑要求必须修改。原因是:正式出版物中从来没见过这个词。我忍不住要想: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词,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语?后来在网上搜索,发现不仅有南中国酒店,还有《南中国》杂志,有一部电影叫《南中国:1994》,拿了金鸡奖;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也频频使用“南中国”这个字眼儿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:在这一回合,我赢了。 正如你们所猜想的,这位编辑删除的不仅是河南人、农民、帝国主义和一个屁,还有更多的字、词、句、段落,甚至是章节,根据我这些年写作和出版的经验,我几乎可以编出一本《敏感词辞典》,其中包括制度、体制、法律、政治,一些名词、一些动词、一些形容词,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数字。在这本辞典中,那些不能提及的词的还有:所有的宗教、所有大人物的名字、所有的国家,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,也包括“中国人”,在《中国,少了一味药》的很多处,“中国人”都被改成“一些人”,甚至是“少数人”,如果我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,编辑就会改成“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”,如果我要评论现在的某项制度,他就会要求我去评论朱元璋或者武则天,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。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,读者很可能会觉得作者是一个神经病:明明写的是现在的事,他为什么要一而再,再而三地评论武则天?没错,在此时,在这里,写作本来就带有神经错乱的意味,我不是作家,我是个神经病。 一定有人会说,这只是某个编辑的问题,不足以代表全部。我承认,可我还是要问: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使一个编辑如此敏感,如此恐惧?我还要承认,他的恐惧也传染给了我,那么,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让我,一个守法公民,一个写作者,活在不能言说的恐惧之中? 在场有许多记者,或者有人会这么报道:我发表了一个愤怒的获奖感言。不,我并不愤怒,我心平气和地说出我的处境,因为我相信,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处境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处境。这恐惧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恐惧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。在这本《敏感辞典》的编撰过程中,我很不幸地贡献了自己的努力,当我检查我的作品,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词、哪些句子一定会被删除,我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。甚至我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:删掉一些字眼儿,或者替换掉一些字眼儿,我把这称之为“阉割式写作”,在某个意义上,我就是一个太监,而且是个积极主动的太监,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,我自己就把自己阉掉了。 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,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写,有些不能写;有些话可以说,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。我们的母语,被强行割裂为两个部分,一部分是安全的,另外一部分是危险的;有一些字眼儿是革命的,另外一些是反动的;有一些是我们用的,另外一些是敌人用的。更糟糕的是,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,哪些是违法的,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下“用词不当罪”。昨晚在北京街头看见一幅广告,上面写道:当你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,会说些什么?下面给出了答案,他说,其实,我是一个作家。然而,即使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,我也很难说自己是个作家,我只是一个潜在的“词语犯”。 有人也许会说,这一切都不足为奇,可我的感觉是:我已经快要窒息了。在千疮百孔、布满地雷的汉语之中,我艰难挑选每一个字。安全的字越来越少,以至于每个汉字都有点面目可疑。我要说,这不仅伤害了我的作品,也伤害了我们的语言,这是我们的母语,伟大的汉语,庄子、李白、司马迁和苏东坡的汉语。也许很多年后,我们的子孙会发现那些美丽的词汇、美丽的只要派出700万个篇章都已经失传了,就像传说中的绝世神功,但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地说,我们的语言正在复兴。 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说出真相。唯一的观点是不能发表观点。我们不能批评制度,不能谈论时事,甚至不允许提到遥远的埃塞俄比亚。有时候我忍不住会这么想:文革真的结束了吗?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?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直指,只能拐弯抹脚地指一指。 为什么代中国缺少批判现实的好作品?因为现实根本不能批判,我们不仅失去了批判的权利,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气。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大师?那是因为,当大师还在幼儿园的时候,他就已经被阉割了。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,我的答案是: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。这个更宽广的世界就是我的梦想,为了这个梦想,我甚至能够接受一个没有芭比娃娃的世界,却很难原谅一个给芭比娃娃穿贞操裤的世界。 我知道,在此时,在这里,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,这些话不合时宜,而且非常幼稚,但在此时,在这里,我还是要说出这些幼稚的理想,因为我相信一个道理:当空气越来越差,我们应该做的,决不是闭上嘴停止呼吸,而是要行动起来,去建设我们的语言,去改善我们的空气。更因为,这才是一个作家的真正的勇气,只有讲出这些话,我才有资格来领这个奖。 我希望这些话成为共识: 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的,相反,政治应尽量为文学提供可能; 如果不能取消审查,我们希望它可以宽松一些;即使它不能宽松,我们至少可以希望它聪明一些。 如果真有一本《敏感词辞典》,我希望能够将之公开,这样我在挑选词语的时候可以少费些心思,不至于在不知不觉中犯下“用词不当罪”。 作家不应该是鹦鹉,不应该是人皮喇叭,更不应该是一群只会汪汪叫的宠物,他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,在必要的时候,还应该是清醒而正直的声音。当他拿起笔,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,他有权利不向任何人效忠,只忠于真相和自己的良知。 最后我要说,我不是阶级敌人,不是破坏者,更不是颠覆分子,我只是一个提建议的公民,也许有时候语意尖刻,但请相信我自始至终的善意。和大多数人一样,我梦想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,可是我依然愿意为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。 饿瘪了肚子的传销者,拿根棉花糖就能打败金兀朮的拐子马。

书稿中还有这么一句:这团伙以河南人为主,就叫“河南体系”。除此之外,还提到了广西体系、山东体系、四川体系……这本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,可是在编辑眼里,这样一句普普通通的话也有安全问题,因为“河南人”3个字涉嫌地域歧视,他建议我这么改:就叫“河南体系”,以河南人为主。 在另外一处,我写到某人放了一个“印度风味”的屁,我承认,按某种标准,这就叫做低俗,可怎么也该算是“无伤大雅”吧?然而编辑还是要求我修改,这次的问题出在“印度”两个字上,编辑的态度十分强硬:就是不许你放印度风味的屁!说真的,我理解他,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间的外交纠纷。可是我又想:为了这么屁大的一件事,中国和印度真的有可能开战吗? 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、已经有过多个版本的老书中,我提到了一个地理名词:南中国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这个词居然也成了敏感词,编辑要求必须修改。原因是:正式出版物中从来没见过这个词。我忍不住要想: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词,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语?后来在网上搜索,发现不仅有南中国酒店,还有《南中国》杂志,有一部电影叫《南中国:1994》,拿了金鸡奖;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也频频使用“南中国”这个字眼儿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:在这一回合,我赢了。 正如你们所猜想的,这位编辑删除的不仅是河南人、农民、帝国主义和一个屁,还有更多的字、词、句、段落,甚至是章节,根据我这些年写作和出版的经验,我几乎可以编出一本《敏感词辞典》,其中包括制度、体制、法律、政治,一些名词、一些动词、一些形容词,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数字。在这本辞典中,那些不能提及的词的还有:所有的宗教、所有大人物的名字、所有的国家,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,也包括“中国人”,在《中国,少了一味药》的很多处,“中国人”都被改成“一些人”,甚至是“少数人”,如果我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,编辑就会改成“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”,如果我要评论现在的某项制度,他就会要求我去评论朱元璋或者武则天,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。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,读者很可能会觉得作者是一个神经病:明明写的是现在的事,他为什么要一而再,再而三地评论武则天?没错,在此时,在这里,写作本来就带有神经错乱的意味,我不是作家,我是个神经病。 一定有人会说,这只是某个编辑的问题,不足以代表全部。我承认,可我还是要问: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使一个编辑如此敏感,如此恐惧?我还要承认,他的恐惧也传染给了我,那么,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让我,一个守法公民,一个写作者,活在不能言说的恐惧之中? 在场有许多记者,或者有人会这么报道:我发表了一个愤怒的获奖感言。不,我并不愤怒,我心平气和地说出我的处境,因为我相信,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处境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处境。这恐惧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恐惧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。在这本《敏感辞典》的编撰过程中,我很不幸地贡献了自己的努力,当我检查我的作品,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词、哪些句子一定会被删除,我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。甚至我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:删掉一些字眼儿,或者替换掉一些字眼儿,我把这称之为“阉割式写作”,在某个意义上,我就是一个太监,而且是个积极主动的太监,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,我自己就把自己阉掉了。 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,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写,有些不能写;有些话可以说,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。我们的母语,被强行割裂为两个部分,一部分是安全的,另外一部分是危险的;有一些字眼儿是革命的,另外一些是反动的;有一些是我们用的,另外一些是敌人用的。更糟糕的是,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,哪些是违法的,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下“用词不当罪”。昨晚在北京街头看见一幅广告,上面写道:当你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,会说些什么?下面给出了答案,他说,其实,我是一个作家。然而,即使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,我也很难说自己是个作家,我只是一个潜在的“词语犯”。 有人也许会说,这一切都不足为奇,可我的感觉是:我已经快要窒息了。在千疮百孔、布满地雷的汉语之中,我艰难挑选每一个字。安全的字越来越少,以至于每个汉字都有点面目可疑。我要说,这不仅伤害了我的作品,也伤害了我们的语言,这是我们的母语,伟大的汉语,庄子、李白、司马迁和苏东坡的汉语。也许很多年后,我们的子孙会发现那些美丽的词汇、美丽的他们都是河南农民,这团伙就叫河南体系,以河南人为主。我提出质疑:你再读一下我的原话,请问,我有一点点歧视河南人的意思吗?还有一个问题是:这两者有什么区别?为什么一定要改?对方回答:把河南人具体定义为“河南农民”,这样高素质的河南人就不会提出抗议。我跟他谈判,说我原来是两句话,你改后成了三句话,这样不太简洁,我们把第一句删掉好不好?他想了半天,答应了,于是就出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:我的原文是:这团伙以河南人为主,就叫“河南体系”。篇章都已经失传了,就像传说中的绝世神功,但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地说,我们的语言正在复兴。 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说出真相。唯一的观点是不能发表观点。我们不能批评制度,不能谈论时事,甚至不允许提到遥远的埃塞俄比亚。有时候我忍不住会这么想:文革真的结束了吗?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?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直指,只能拐弯抹脚地指一指。 为什么代中国缺少批判现实的好作品?因为现实根本不能批判,我们不仅失去了批判的权利,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气。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大师?那是因为,当大师还在幼儿园的时候,他就已经被阉割了。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,我的答案是: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。这个更宽广的世界就是我的梦想,为了这个梦想,我甚至能够接受一个没有芭比娃娃的世界,却很难原谅一个给芭比娃娃穿贞操裤的世界。 我知道,在此时,在这里,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,这些话不合时宜,而且非常幼稚,但在此时,在这里,我还是要说出这些幼稚的理想,因为我相信一个道理:当空气越来越差,我们应该做的,决不是闭上嘴停止呼吸,而是要行动起来,去建设我们的语言,去改善我们的空气。更因为,这才是一个作家的真正的勇气,只有讲出这些话,我才有资格来领这个奖。 我希望这些话成为共识: 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的,相反,政治应尽量为文学提供可能; 如果不能取消审查,我们希望它可以宽松一些;即使它不能宽松,我们至少可以希望它聪明一些。 如果真有一本《敏感词辞典》,我希望能够将之公开,这样我在挑选词语的时候可以少费些心思,不至于在不知不觉中犯下“用词不当罪”。 作家不应该是鹦鹉,不应该是人皮喇叭,更不应该是一群只会汪汪叫的宠物,他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,在必要的时候,还应该是清醒而正直的声音。当他拿起笔,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,他有权利不向任何人效忠,只忠于真相和自己的良知。 最后我要说,我不是阶级敌人,不是破坏者,更不是颠覆分子,我只是一个提建议的公民,也许有时候语意尖刻,但请相信我自始至终的善意。和大多数人一样,我梦想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,可是我依然愿意为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。 修改之后变成了:这团伙就叫“河南体系”,以河南人为主。

就叫“河南体系”,以河南人为主。 在另外一处,我写到某人放了一个“印度风味”的屁,我承认,按某种标准,这就叫做低俗,可怎么也该算是“无伤大雅”吧?然而编辑还是要求我修改,这次的问题出在“印度”两个字上,编辑的态度十分强硬:就是不许你放印度风味的屁!说真的,我理解他,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间的外交纠纷。可是我又想:为了这么屁大的一件事,中国和印度真的有可能开战吗? 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、已经有过多个版本的老书中,我提到了一个地理名词:南中国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这个词居然也成了敏感词,编辑要求必须修改。原因是:正式出版物中从来没见过这个词。我忍不住要想: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词,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语?后来在网上搜索,发现不仅有南中国酒店,还有《南中国》杂志,有一部电影叫《南中国:1994》,拿了金鸡奖;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也频频使用“南中国”这个字眼儿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:在这一回合,我赢了。 正如你们所猜想的,这位编辑删除的不仅是河南人、农民、帝国主义和一个屁,还有更多的字、词、句、段落,甚至是章节,根据我这些年写作和出版的经验,我几乎可以编出一本《敏感词辞典》,其中包括制度、体制、法律、政治,一些名词、一些动词、一些形容词,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数字。在这本辞典中,那些不能提及的词的还有:所有的宗教、所有大人物的名字、所有的国家,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,也包括“中国人”,在《中国,少了一味药》的很多处,“中国人”都被改成“一些人”,甚至是“少数人”,如果我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,编辑就会改成“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”,如果我要评论现在的某项制度,他就会要求我去评论朱元璋或者武则天,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。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,读者很可能会觉得作者是一个神经病:明明写的是现在的事,他为什么要一而再,再而三地评论武则天?没错,在此时,在这里,写作本来就带有神经错乱的意味,我不是作家,我是个神经病。 一定有人会说,这只是某个编辑的问题,不足以代表全部。我承认,可我还是要问: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使一个编辑如此敏感,如此恐惧?我还要承认,他的恐惧也传染给了我,那么,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让我,一个守法公民,一个写作者,活在不能言说的恐惧之中? 在场有许多记者,或者有人会这么报道:我发表了一个愤怒的获奖感言。不,我并不愤怒,我心平气和地说出我的处境,因为我相信,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处境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处境。这恐惧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恐惧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。在这本《敏感辞典》的编撰过程中,我很不幸地贡献了自己的努力,当我检查我的作品,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词、哪些句子一定会被删除,我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。甚至我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:删掉一些字眼儿,或者替换掉一些字眼儿,我把这称之为“阉割式写作”,在某个意义上,我就是一个太监,而且是个积极主动的太监,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,我自己就把自己阉掉了。 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,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写,有些不能写;有些话可以说,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。我们的母语,被强行割裂为两个部分,一部分是安全的,另外一部分是危险的;有一些字眼儿是革命的,另外一些是反动的;有一些是我们用的,另外一些是敌人用的。更糟糕的是,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,哪些是违法的,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下“用词不当罪”。昨晚在北京街头看见一幅广告,上面写道:当你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,会说些什么?下面给出了答案,他说,其实,我是一个作家。然而,即使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,我也很难说自己是个作家,我只是一个潜在的“词语犯”。 有人也许会说,这一切都不足为奇,可我的感觉是:我已经快要窒息了。在千疮百孔、布满地雷的汉语之中,我艰难挑选每一个字。安全的字越来越少,以至于每个汉字都有点面目可疑。我要说,这不仅伤害了我的作品,也伤害了我们的语言,这是我们的母语,伟大的汉语,庄子、李白、司马迁和苏东坡的汉语。也许很多年后,我们的子孙会发现那些美丽的词汇、美丽的 在另外一处,我写到某人放了一个“印度风味”的屁,我承认,按某种标准,这就叫做低俗,可怎么也该算是“无伤大雅”吧?然而编辑还是要求我修改,这次的问题出在“印度”两个字上,编辑的态度十分强硬:就是不许你放印度风味的屁!说真的,我理解他,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间的外交纠纷。可是我又想:为了这么屁大的一件事,中国和印度真的有可能开战吗?

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、已经有过多个版本的老书中,我提到了一个地理名词:南中国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这个词居然也成了敏感词,编辑要求必须修改。原因是:正式出版物中从来没见过这个词。我忍不住要想: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词,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语?后来在网上搜索,发现不仅有南中国酒店,还有《南中国》杂志,有一部电影叫《南中国:1994》,拿了金鸡奖;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也频频使用“南中国”这个字眼儿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:在这一回合,我赢了。

篇章都已经失传了,就像传说中的绝世神功,但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地说,我们的语言正在复兴。 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说出真相。唯一的观点是不能发表观点。我们不能批评制度,不能谈论时事,甚至不允许提到遥远的埃塞俄比亚。有时候我忍不住会这么想:文革真的结束了吗?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?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直指,只能拐弯抹脚地指一指。 为什么代中国缺少批判现实的好作品?因为现实根本不能批判,我们不仅失去了批判的权利,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气。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大师?那是因为,当大师还在幼儿园的时候,他就已经被阉割了。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,我的答案是: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。这个更宽广的世界就是我的梦想,为了这个梦想,我甚至能够接受一个没有芭比娃娃的世界,却很难原谅一个给芭比娃娃穿贞操裤的世界。 我知道,在此时,在这里,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,这些话不合时宜,而且非常幼稚,但在此时,在这里,我还是要说出这些幼稚的理想,因为我相信一个道理:当空气越来越差,我们应该做的,决不是闭上嘴停止呼吸,而是要行动起来,去建设我们的语言,去改善我们的空气。更因为,这才是一个作家的真正的勇气,只有讲出这些话,我才有资格来领这个奖。 我希望这些话成为共识: 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的,相反,政治应尽量为文学提供可能; 如果不能取消审查,我们希望它可以宽松一些;即使它不能宽松,我们至少可以希望它聪明一些。 如果真有一本《敏感词辞典》,我希望能够将之公开,这样我在挑选词语的时候可以少费些心思,不至于在不知不觉中犯下“用词不当罪”。 作家不应该是鹦鹉,不应该是人皮喇叭,更不应该是一群只会汪汪叫的宠物,他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,在必要的时候,还应该是清醒而正直的声音。当他拿起笔,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,他有权利不向任何人效忠,只忠于真相和自己的良知。 最后我要说,我不是阶级敌人,不是破坏者,更不是颠覆分子,我只是一个提建议的公民,也许有时候语意尖刻,但请相信我自始至终的善意。和大多数人一样,我梦想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,可是我依然愿意为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。

正如你们所猜想的,这位编辑删除的不仅是河南人、农民、帝国主义和一个屁,还有更多的字、词、句、段落,甚至是章节,根据我这些年写作和出版的经验,我几乎可以编出一本《敏感词辞典》,其中包括制度、体制、法律、政治,一些名词、一些动词、一些形容词,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数字。在这本辞典中,那些不能提及的词的还有:所有的宗教、所有大人物的名字、所有的国家,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,也包括“中国人”,在《中国,少了一味药》的很多处,“中国人”都被改成“一些人”,甚至是“少数人”,如果我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,编辑就会改成“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”,如果我要评论现在的某项制度,他就会要求我去评论朱元璋或者武则天,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。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,读者很可能会觉得作者是一个神经病:明明写的是现在的事,他为什么要一而再,再而三地评论武则天?没错,在此时,在这里,写作本来就带有神经错乱的意味,我不是作家,我是个神经病。

篇章都已经失传了,就像传说中的绝世神功,但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地说,我们的语言正在复兴。 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说出真相。唯一的观点是不能发表观点。我们不能批评制度,不能谈论时事,甚至不允许提到遥远的埃塞俄比亚。有时候我忍不住会这么想:文革真的结束了吗?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?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直指,只能拐弯抹脚地指一指。 为什么代中国缺少批判现实的好作品?因为现实根本不能批判,我们不仅失去了批判的权利,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气。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大师?那是因为,当大师还在幼儿园的时候,他就已经被阉割了。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,我的答案是: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。这个更宽广的世界就是我的梦想,为了这个梦想,我甚至能够接受一个没有芭比娃娃的世界,却很难原谅一个给芭比娃娃穿贞操裤的世界。 我知道,在此时,在这里,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,这些话不合时宜,而且非常幼稚,但在此时,在这里,我还是要说出这些幼稚的理想,因为我相信一个道理:当空气越来越差,我们应该做的,决不是闭上嘴停止呼吸,而是要行动起来,去建设我们的语言,去改善我们的空气。更因为,这才是一个作家的真正的勇气,只有讲出这些话,我才有资格来领这个奖。 我希望这些话成为共识: 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的,相反,政治应尽量为文学提供可能; 如果不能取消审查,我们希望它可以宽松一些;即使它不能宽松,我们至少可以希望它聪明一些。 如果真有一本《敏感词辞典》,我希望能够将之公开,这样我在挑选词语的时候可以少费些心思,不至于在不知不觉中犯下“用词不当罪”。 作家不应该是鹦鹉,不应该是人皮喇叭,更不应该是一群只会汪汪叫的宠物,他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,在必要的时候,还应该是清醒而正直的声音。当他拿起笔,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,他有权利不向任何人效忠,只忠于真相和自己的良知。 最后我要说,我不是阶级敌人,不是破坏者,更不是颠覆分子,我只是一个提建议的公民,也许有时候语意尖刻,但请相信我自始至终的善意。和大多数人一样,我梦想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,可是我依然愿意为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。 一定有人会说,这只是某个编辑的问题,不足以代表全部。我承认,可我还是要问: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使一个编辑如此敏感,如此恐惧?我还要承认,他的恐惧也传染给了我,那么,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让我,一个守法公民,一个写作者,活在不能言说的恐惧之中?

在场有许多记者,或者有人会这么报道:我发表了一个愤怒的获奖感言。不,我并不愤怒,我心平气和地说出我的处境,因为我相信,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处境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处境。这恐惧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恐惧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。在这本《敏感辞典》的编撰过程中,我很不幸地贡献了自己的努力,当我检查我的作品,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词、哪些句子一定会被删除,我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。甚至我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:删掉一些字眼儿,或者替换掉一些字眼儿,我把这称之为“阉割式写作”,在某个意义上,我就是一个太监,而且是个积极主动的太监,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,我自己就把自己阉掉了。

就叫“河南体系”,以河南人为主。 在另外一处,我写到某人放了一个“印度风味”的屁,我承认,按某种标准,这就叫做低俗,可怎么也该算是“无伤大雅”吧?然而编辑还是要求我修改,这次的问题出在“印度”两个字上,编辑的态度十分强硬:就是不许你放印度风味的屁!说真的,我理解他,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间的外交纠纷。可是我又想:为了这么屁大的一件事,中国和印度真的有可能开战吗? 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、已经有过多个版本的老书中,我提到了一个地理名词:南中国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这个词居然也成了敏感词,编辑要求必须修改。原因是:正式出版物中从来没见过这个词。我忍不住要想: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词,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语?后来在网上搜索,发现不仅有南中国酒店,还有《南中国》杂志,有一部电影叫《南中国:1994》,拿了金鸡奖;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也频频使用“南中国”这个字眼儿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:在这一回合,我赢了。 正如你们所猜想的,这位编辑删除的不仅是河南人、农民、帝国主义和一个屁,还有更多的字、词、句、段落,甚至是章节,根据我这些年写作和出版的经验,我几乎可以编出一本《敏感词辞典》,其中包括制度、体制、法律、政治,一些名词、一些动词、一些形容词,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数字。在这本辞典中,那些不能提及的词的还有:所有的宗教、所有大人物的名字、所有的国家,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,也包括“中国人”,在《中国,少了一味药》的很多处,“中国人”都被改成“一些人”,甚至是“少数人”,如果我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,编辑就会改成“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”,如果我要评论现在的某项制度,他就会要求我去评论朱元璋或者武则天,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。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,读者很可能会觉得作者是一个神经病:明明写的是现在的事,他为什么要一而再,再而三地评论武则天?没错,在此时,在这里,写作本来就带有神经错乱的意味,我不是作家,我是个神经病。 一定有人会说,这只是某个编辑的问题,不足以代表全部。我承认,可我还是要问: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使一个编辑如此敏感,如此恐惧?我还要承认,他的恐惧也传染给了我,那么,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让我,一个守法公民,一个写作者,活在不能言说的恐惧之中? 在场有许多记者,或者有人会这么报道:我发表了一个愤怒的获奖感言。不,我并不愤怒,我心平气和地说出我的处境,因为我相信,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处境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处境。这恐惧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恐惧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。在这本《敏感辞典》的编撰过程中,我很不幸地贡献了自己的努力,当我检查我的作品,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词、哪些句子一定会被删除,我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。甚至我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:删掉一些字眼儿,或者替换掉一些字眼儿,我把这称之为“阉割式写作”,在某个意义上,我就是一个太监,而且是个积极主动的太监,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,我自己就把自己阉掉了。 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,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写,有些不能写;有些话可以说,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。我们的母语,被强行割裂为两个部分,一部分是安全的,另外一部分是危险的;有一些字眼儿是革命的,另外一些是反动的;有一些是我们用的,另外一些是敌人用的。更糟糕的是,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,哪些是违法的,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下“用词不当罪”。昨晚在北京街头看见一幅广告,上面写道:当你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,会说些什么?下面给出了答案,他说,其实,我是一个作家。然而,即使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,我也很难说自己是个作家,我只是一个潜在的“词语犯”。 有人也许会说,这一切都不足为奇,可我的感觉是:我已经快要窒息了。在千疮百孔、布满地雷的汉语之中,我艰难挑选每一个字。安全的字越来越少,以至于每个汉字都有点面目可疑。我要说,这不仅伤害了我的作品,也伤害了我们的语言,这是我们的母语,伟大的汉语,庄子、李白、司马迁和苏东坡的汉语。也许很多年后,我们的子孙会发现那些美丽的词汇、美丽的

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,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写,有些不能写;有些话可以说,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。我们的母语,被强行割裂为两个部分,一部分是安全的,另外一部分是危险的;有一些字眼儿是革命的,另外一些是反动的;有一些是我们用的,另外一些是敌人用的。更糟糕的是,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,哪些是违法的,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下“用词不当罪”。昨晚在北京街头看见一幅广告,上面写道:当你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,会说些什么?下面给出了答案,他说,其实,我是一个作家。然而,即使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,我也很难说自己是个作家,我只是一个潜在的“词语犯”。

篇章都已经失传了,就像传说中的绝世神功,但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地说,我们的语言正在复兴。 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说出真相。唯一的观点是不能发表观点。我们不能批评制度,不能谈论时事,甚至不允许提到遥远的埃塞俄比亚。有时候我忍不住会这么想:文革真的结束了吗?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?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直指,只能拐弯抹脚地指一指。 为什么代中国缺少批判现实的好作品?因为现实根本不能批判,我们不仅失去了批判的权利,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气。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大师?那是因为,当大师还在幼儿园的时候,他就已经被阉割了。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,我的答案是: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。这个更宽广的世界就是我的梦想,为了这个梦想,我甚至能够接受一个没有芭比娃娃的世界,却很难原谅一个给芭比娃娃穿贞操裤的世界。 我知道,在此时,在这里,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,这些话不合时宜,而且非常幼稚,但在此时,在这里,我还是要说出这些幼稚的理想,因为我相信一个道理:当空气越来越差,我们应该做的,决不是闭上嘴停止呼吸,而是要行动起来,去建设我们的语言,去改善我们的空气。更因为,这才是一个作家的真正的勇气,只有讲出这些话,我才有资格来领这个奖。 我希望这些话成为共识: 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的,相反,政治应尽量为文学提供可能; 如果不能取消审查,我们希望它可以宽松一些;即使它不能宽松,我们至少可以希望它聪明一些。 如果真有一本《敏感词辞典》,我希望能够将之公开,这样我在挑选词语的时候可以少费些心思,不至于在不知不觉中犯下“用词不当罪”。 作家不应该是鹦鹉,不应该是人皮喇叭,更不应该是一群只会汪汪叫的宠物,他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,在必要的时候,还应该是清醒而正直的声音。当他拿起笔,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,他有权利不向任何人效忠,只忠于真相和自己的良知。 最后我要说,我不是阶级敌人,不是破坏者,更不是颠覆分子,我只是一个提建议的公民,也许有时候语意尖刻,但请相信我自始至终的善意。和大多数人一样,我梦想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,可是我依然愿意为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。 有人也许会说,这一切都不足为奇,可我的感觉是:我已经快要窒息了。在千疮百孔、布满地雷的汉语之中,我艰难挑选每一个字。安全的字越来越少,以至于每个汉字都有点面目可疑。我要说,这不仅伤害了我的作品,也伤害了我们的语言,这是我们的母语,伟大的汉语,庄子、李白、司马迁和苏东坡的汉语。也许很多年后,我们的子孙会发现那些美丽的词汇、美丽的篇章都已经失传了,就像传说中的绝世神功,但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地说,我们的语言正在复兴。

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说出真相。唯一的观点是不能发表观点。我们不能批评制度,不能谈论时事,甚至不允许提到遥远的埃塞俄比亚。有时候我忍不住会这么想:文革真的结束了吗?

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?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直指,只能拐弯抹脚地指一指。

就叫“河南体系”,以河南人为主。 在另外一处,我写到某人放了一个“印度风味”的屁,我承认,按某种标准,这就叫做低俗,可怎么也该算是“无伤大雅”吧?然而编辑还是要求我修改,这次的问题出在“印度”两个字上,编辑的态度十分强硬:就是不许你放印度风味的屁!说真的,我理解他,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间的外交纠纷。可是我又想:为了这么屁大的一件事,中国和印度真的有可能开战吗? 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、已经有过多个版本的老书中,我提到了一个地理名词:南中国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这个词居然也成了敏感词,编辑要求必须修改。原因是:正式出版物中从来没见过这个词。我忍不住要想: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词,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语?后来在网上搜索,发现不仅有南中国酒店,还有《南中国》杂志,有一部电影叫《南中国:1994》,拿了金鸡奖;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也频频使用“南中国”这个字眼儿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:在这一回合,我赢了。 正如你们所猜想的,这位编辑删除的不仅是河南人、农民、帝国主义和一个屁,还有更多的字、词、句、段落,甚至是章节,根据我这些年写作和出版的经验,我几乎可以编出一本《敏感词辞典》,其中包括制度、体制、法律、政治,一些名词、一些动词、一些形容词,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数字。在这本辞典中,那些不能提及的词的还有:所有的宗教、所有大人物的名字、所有的国家,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,也包括“中国人”,在《中国,少了一味药》的很多处,“中国人”都被改成“一些人”,甚至是“少数人”,如果我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,编辑就会改成“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”,如果我要评论现在的某项制度,他就会要求我去评论朱元璋或者武则天,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。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,读者很可能会觉得作者是一个神经病:明明写的是现在的事,他为什么要一而再,再而三地评论武则天?没错,在此时,在这里,写作本来就带有神经错乱的意味,我不是作家,我是个神经病。 一定有人会说,这只是某个编辑的问题,不足以代表全部。我承认,可我还是要问: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使一个编辑如此敏感,如此恐惧?我还要承认,他的恐惧也传染给了我,那么,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什么样的制度,才会让我,一个守法公民,一个写作者,活在不能言说的恐惧之中? 在场有许多记者,或者有人会这么报道:我发表了一个愤怒的获奖感言。不,我并不愤怒,我心平气和地说出我的处境,因为我相信,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处境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处境。这恐惧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恐惧,而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。在这本《敏感辞典》的编撰过程中,我很不幸地贡献了自己的努力,当我检查我的作品,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词、哪些句子一定会被删除,我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。甚至我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:删掉一些字眼儿,或者替换掉一些字眼儿,我把这称之为“阉割式写作”,在某个意义上,我就是一个太监,而且是个积极主动的太监,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,我自己就把自己阉掉了。 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,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写,有些不能写;有些话可以说,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。我们的母语,被强行割裂为两个部分,一部分是安全的,另外一部分是危险的;有一些字眼儿是革命的,另外一些是反动的;有一些是我们用的,另外一些是敌人用的。更糟糕的是,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,哪些是违法的,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下“用词不当罪”。昨晚在北京街头看见一幅广告,上面写道:当你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,会说些什么?下面给出了答案,他说,其实,我是一个作家。然而,即使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,我也很难说自己是个作家,我只是一个潜在的“词语犯”。 有人也许会说,这一切都不足为奇,可我的感觉是:我已经快要窒息了。在千疮百孔、布满地雷的汉语之中,我艰难挑选每一个字。安全的字越来越少,以至于每个汉字都有点面目可疑。我要说,这不仅伤害了我的作品,也伤害了我们的语言,这是我们的母语,伟大的汉语,庄子、李白、司马迁和苏东坡的汉语。也许很多年后,我们的子孙会发现那些美丽的词汇、美丽的 为什么代中国缺少批判现实的好作品?因为现实根本不能批判,我们不仅失去了批判的权利,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气。

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大师?那是因为,当大师还在幼儿园的时候,他就已经被阉割了。

篇章都已经失传了,就像传说中的绝世神功,但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地说,我们的语言正在复兴。 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说出真相。唯一的观点是不能发表观点。我们不能批评制度,不能谈论时事,甚至不允许提到遥远的埃塞俄比亚。有时候我忍不住会这么想:文革真的结束了吗?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?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直指,只能拐弯抹脚地指一指。 为什么代中国缺少批判现实的好作品?因为现实根本不能批判,我们不仅失去了批判的权利,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气。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大师?那是因为,当大师还在幼儿园的时候,他就已经被阉割了。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,我的答案是: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。这个更宽广的世界就是我的梦想,为了这个梦想,我甚至能够接受一个没有芭比娃娃的世界,却很难原谅一个给芭比娃娃穿贞操裤的世界。 我知道,在此时,在这里,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,这些话不合时宜,而且非常幼稚,但在此时,在这里,我还是要说出这些幼稚的理想,因为我相信一个道理:当空气越来越差,我们应该做的,决不是闭上嘴停止呼吸,而是要行动起来,去建设我们的语言,去改善我们的空气。更因为,这才是一个作家的真正的勇气,只有讲出这些话,我才有资格来领这个奖。 我希望这些话成为共识: 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的,相反,政治应尽量为文学提供可能; 如果不能取消审查,我们希望它可以宽松一些;即使它不能宽松,我们至少可以希望它聪明一些。 如果真有一本《敏感词辞典》,我希望能够将之公开,这样我在挑选词语的时候可以少费些心思,不至于在不知不觉中犯下“用词不当罪”。 作家不应该是鹦鹉,不应该是人皮喇叭,更不应该是一群只会汪汪叫的宠物,他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,在必要的时候,还应该是清醒而正直的声音。当他拿起笔,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,他有权利不向任何人效忠,只忠于真相和自己的良知。 最后我要说,我不是阶级敌人,不是破坏者,更不是颠覆分子,我只是一个提建议的公民,也许有时候语意尖刻,但请相信我自始至终的善意。和大多数人一样,我梦想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,可是我依然愿意为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。

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,我的答案是: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。这个更宽广的世界就是我的梦想,为了这个梦想,我甚至能够接受一个没有芭比娃娃的世界,却很难原谅一个给芭比娃娃穿贞操裤的世界。

我知道,在此时,在这里,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,这些话不合时宜,而且非常幼稚,但在此时,在这里,我还是要说出这些幼稚的理想,因为我相信一个道理:当空气越来越差,我们应该做的,决不是闭上嘴停止呼吸,而是要行动起来,去建设我们的语言,去改善我们的空气。更因为,这才是一个作家的真正的勇气,只有讲出这些话,我才有资格来领这个奖。

我希望这些话成为共识:

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的,相反,政治应尽量为文学提供可能;

如果不能取消审查,我们希望它可以宽松一些;即使它不能宽松,我们至少可以希望它聪明一些。

如果真有一本《敏感词辞典》,我希望能够将之公开,这样我在挑选词语的时候可以少费些心思,不至于在不知不觉中犯下“用词不当罪”。

作家不应该是鹦鹉,不应该是人皮喇叭,更不应该是一群只会汪汪叫的宠物,他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,在必要的时候,还应该是清醒而正直的声音。当他拿起笔,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,他有权利不向任何人效忠,只忠于真相和自己的良知。

篇章都已经失传了,就像传说中的绝世神功,但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地说,我们的语言正在复兴。 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说出真相。唯一的观点是不能发表观点。我们不能批评制度,不能谈论时事,甚至不允许提到遥远的埃塞俄比亚。有时候我忍不住会这么想:文革真的结束了吗?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?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直指,只能拐弯抹脚地指一指。 为什么代中国缺少批判现实的好作品?因为现实根本不能批判,我们不仅失去了批判的权利,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气。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大师?那是因为,当大师还在幼儿园的时候,他就已经被阉割了。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,我的答案是: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。这个更宽广的世界就是我的梦想,为了这个梦想,我甚至能够接受一个没有芭比娃娃的世界,却很难原谅一个给芭比娃娃穿贞操裤的世界。 我知道,在此时,在这里,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,这些话不合时宜,而且非常幼稚,但在此时,在这里,我还是要说出这些幼稚的理想,因为我相信一个道理:当空气越来越差,我们应该做的,决不是闭上嘴停止呼吸,而是要行动起来,去建设我们的语言,去改善我们的空气。更因为,这才是一个作家的真正的勇气,只有讲出这些话,我才有资格来领这个奖。 我希望这些话成为共识: 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的,相反,政治应尽量为文学提供可能; 如果不能取消审查,我们希望它可以宽松一些;即使它不能宽松,我们至少可以希望它聪明一些。 如果真有一本《敏感词辞典》,我希望能够将之公开,这样我在挑选词语的时候可以少费些心思,不至于在不知不觉中犯下“用词不当罪”。 作家不应该是鹦鹉,不应该是人皮喇叭,更不应该是一群只会汪汪叫的宠物,他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,在必要的时候,还应该是清醒而正直的声音。当他拿起笔,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,他有权利不向任何人效忠,只忠于真相和自己的良知。 最后我要说,我不是阶级敌人,不是破坏者,更不是颠覆分子,我只是一个提建议的公民,也许有时候语意尖刻,但请相信我自始至终的善意。和大多数人一样,我梦想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,可是我依然愿意为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。 最后我要说,我不是阶级敌人,不是破坏者,更不是颠覆分子,我只是一个提建议的公民,也许有时候语意尖刻,但请相信我自始至终的善意。和大多数人一样,我梦想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,可是我依然愿意为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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